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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信用说了算,中共梦寐以求的完美统治正逐步实现

  • 生科新闻 | 2020-07-27 09:02:21 阅读量:39万+

社会信用说了算,中共梦寐以求的完美统治正逐步实现

韩博天(以下简称「韩」):我在书裏没有谈到的,就是中共如何将新的数字技术用于实现目标。这是目前中国领导层为何对人工智能如此痴迷的原因,他们真的想让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。这契合共产党的科层制度与它的组织原则: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实施全面监控、控制、引导、审查等,新技术对共产党来说是完美的控制工具。以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很可怕,因为新技术似乎完美地契合共产党的统治需求,共产党将支持和加强新技术,它随时更新,让你时时刻刻都处于在这个技术构建的牢笼之中。

端传媒(以下简称「端」):根据你的观察,习近平真的能驾驭这种力量吗?

韩:他并不只是一个人。中国的科技巨头和当局的方向完全一致,大公司和共产党,都对数据十分饥渴,都需要儘可能多的数据,这让事情变得很诡异。政府、大公司、投资者,有时候甚至是普通消费者,都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,他们达成了一种一致。这才使得这一体制变得如此强大,在利用数字技术控制上,没有任何辩论、任何争议和任何间歇。

对我来说,可怕的是,虽然不同的科技巨头有着不同的商业目标,但它们都乐意为共产党服务,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。这很难(接受),但我们得面对这个现实。

例如华为,除了在美国以外,华为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在全球範围内都有业务的公司,它无处不在。但华为会说,我们只提供技术和网络,各种应用的基础设施。就像其他大公司也可以做物流、旅游和城市管理的业务,并声称不一定为政府监视的目的而服务。但实际上,利用这些大数据做什幺,是由人来决定的。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府来说,技术可以成为非常不同的工具。回到你的问题,我认为目前为止,中国的科技巨头和政府已经形成了联盟,他们合作得很好。

中国政府之所以迅速地拥抱数字技术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起步早,我观察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,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代(编注:为 1998 年 3 月到 2003 年 3 月)这就是重中之重了。在西方国家,政府常常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附加的东西,但中国政府在那时就将其视为变革性的技术,认为它将会改变一切。

在中国政府看来:我们必须使用数字技术,否则我们又要落后,所以我们要将这些技术用于我们的目的。这就是中国政府和西方的差异。在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,中国领导层本能地把握住了它。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太被动了,他们在等待事情的改变和发生,不知道如何面对新技术。

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事情,也导致许多西方政府和民众对此的认知缺失,我们最近才了解这些技术是如何影响和变革(现实世界)的,而中共比别的国家政府早了 15 年。

端:你曾定义这种靠大数据提高极权精度和效率的做法为「数字列宁主义」,现在它是否真的已经扩展开了?

韩:目前流行的「社会信用体系」显然是数字列宁主义的一部分,这也是中共最引人注目的创新。它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,带来了新一轮的对市场参与者和市民的监管,这带有非常强的入侵性。

我认为,即使在香港,你们也低估了「社会信用体系」对香港人在本地活动的重要性和入侵性。所有和大陆做生意的人、每一笔交易都会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。而每一个来过香港的大陆游客,也会将体系延伸至此。除此以外,这一系统还将囊括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人。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必须受它的约束,遵守《网络安全法》,不仅是外国媒体,还有外国企业。

这个看不见的系统会不断扩大,这会改变每个人和每个公司的行为与他们对自身风险的计算,会构成真正的重大改变。我认为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一点。人们会认为他们(中国政府)做不到,他们不会做。但这是不对的,这是一种全新的事物、一个全新的战场,他们用此来规範市场和社会。从香港的角度来看,你应该认真地正视它,因为它一定会来。

端:而普通人能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获得许多便利,所以每个在其中的人都感觉很舒服。

韩:对,因为这十分方便。通常,我们会把监控、控制的责任归咎于政府,但中国的网民和消费者本身也是问题。他们太容易地接受这一切了,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。他们会说,让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吧,让我们使用微信的一切。之后,他们就把这个数据笼子一直戴在自己身上。在中国大陆,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、即使是知识分子,他们也不会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,大多数人都是盲目的。盲目的消费主义者,他们陷在方便的网上商城裏不可自拔。

端:人们为什幺想不到呢?包括知识分子。因为缺乏批判思维?因为改变不了所以无力去说?

韩:我认为并非如此。我 1980 年代后期在南京大学学习,当时大学生的批判思维很强。直到 1989 年,他们仍然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,想要独立于体制权力之外。而消费主义是另一种权力。1989 年以后,执政者的基本思路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,人们的一切精力都转向经济、商业和消费主义。这很可能也部分地解释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,人们对过去无知,在政治上非常被动和冷感。

端:在你看来,将来中国人会对隐私的被监控和侵犯感到愤怒吗?

韩:我觉得将来会出现的。但目前为止,还没有那幺多的人意识到或恐惧这些技术。大数据监控从另一方面来讲,确实让交通更顺畅,让物流更高效,给城市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潜能,让人们生活更便捷。但是当人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隐私空间之后,反对的声音可能就会来得太迟了。

端:你觉得现在已经太迟了吗?

韩:只能说现在的进度非常快。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快速推进,我不确定是否还有时间来阻止。必须说,中国的数字技术进步是巨大的,特别是在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安装上面。而这些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已经都搭建好了,我预计,中国对公共空间的全面监视工作很快就会完成,听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村庄裏,比如云南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安装摄像头了,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,而是交叉路口这种关键位置,这通常来说就已经足够了,而这种摄像头非常廉价。

端:你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有足够的了解吗?

韩:没,他们完全低估了。香港政府,包括美国、欧洲的政府,对于公众的数据抓取会遭遇很大阻力。我们知道网络大数据会有隐患,互相竞争的公司之间、互相竞争的党派也会指出这些问题。但最重要的是,这些互相竞争的公司可以不为政府提供数据,Google 和 Facebook,他们都不喜欢政府,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获取数据,有太多这样的事了。正因为政府与大公司之间并不相互影响,所以保障了竞争的透明度、也有助于政治竞争。但在中国不是这样,政府获取数据没有任何阻力,这些公司也为技术的发展而疯狂,从商业的角度来看,这也很有道理。

端:在西方,法律方面有没有关于数据权利的规定?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数据应该归谁所有?

韩:当然。德国宪法法院有一个判决,叫做「信息自决权」(The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)。这已经是很老的判例了,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了,还有其他几个案例。欧洲人对待「信息自决权」,採取了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立场,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,裏面包含了许多(对政府)的恐惧、不信任,这些一直都是被广泛讨论的议题。在中国,这种数据不受保护的情况从来不被讨论,最终可能发展成一场巨大的灾难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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